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西江模式观察”（2）

总策划：农文成      统筹：林文君   栏目主持：李天翼（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博士，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与旅游）栏目合办单位： 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

人物介绍

  陈志永，汉族，云南曲靖人，1976年2月生，教授，“西部之光”访问学者，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贵州省第四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旅游管理方向学术带头人，贵州省优秀教师，贵州师范学院校级学科带头人，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乡村旅游方面的研究。

——  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业已向纵深推进，村寨面貌和村民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外地人口的涌入，带去新理念和新方法的同时，也给古老苗寨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情况和新挑战。在社会治理中，“西江模式”有着怎样的经验可资借鉴？本报记者采访了贵州师范学院教授陈志永。

“西江是旅游研究者不可绕开的田野点”

记 者：你是云南人，又是民族文化旅游研究的学者，对西江苗寨的研究成果也很多，你是如何和西江结缘的？
   陈志永：2001年，我从云南大学毕业，进入当时的贵州教育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贵州师范学院工作。从2007年起，我获得了多个省和国家乡村旅游与民族旅游的社科项目，西江苗寨作为贵州乡村旅游景区和民族村寨旅游的典型代表，当然是每一个研究者在贵州从事旅游研究绕不过去的田野点，正是因为如此，我和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然，从事包括西江在内的研究也给我带来了丰厚的学术红利。这几年，我晋升了三级教授，获得“西部之光”访问学者、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贵州师范学院校级学科带头人等荣誉和称号。以至于每次到雷山调研，雷山的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个吃雷山饭的专家又来了”。

记 者：最近几年，你对民族文化旅游的研究已从旅游经济学转向了旅游社会学、旅游政治学、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是什么原因让你发生这样的转变？
   陈志永：是的，这几年我个人的研究取向是有一个转变。促使我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自我对乡村的特殊情怀，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主要关注的是旅游企业的价格竞争与旅游产业发展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曹锦清老师的《黄河边的中国》这本书，让我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书中描述的农村社会的各种事件与场景深深吸引了我，仿佛这些事件与场景就发生在我身边，有较强的亲和力，我在农村长大，现在还有很多亲戚在农村，当时我就想，如果转向乡村旅游研究，农村生活经历将会是为我的一个比较优势；另一个是源自我对自己研究成果的不断否定，2014年我带着家人到我的田野点郎德苗寨，正好遇到村民以“12道拦路敬酒”仪式迎接到访游客，妻子当时问我，“12道拦路敬酒”为什么不是11道或13道，而是12道呢？这还真把我问住了，这让我感觉到那么几年来我所做的村寨旅游研究，实际上是建立在不了解村寨内涵和特征基础上的村寨旅游，这样的研究是没有深度和厚度的；再一个因素源自我自己“问题意识”研究范式的转化，2016年，作为“西部之光”访问学者，我来到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研习社区旅游，教授们强调的学术规范和问题意识对我的启发很大。

 “西江苗寨的村民收入发生了很大变化”

记 者：近10年来，旅游让西江苗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你看来，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志永：首先是景区品牌和影响力的显著提升。记得十几年前贵州省聘请世界旅游组织的专家为贵州省做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时，一位世界旅游组织的专家曾这样评价贵州的旅游品牌，说贵州旅游“只见星星，不见月亮”。说的就是当时贵州旅游景点中，只有西线黄果树景区能引起外来游客的关注，或者说外来游客就是冲着黄果树景区来的。如今，西江苗寨景区是贵州东线旅游的重要品牌，成为外来游客的向往之地。贵州省旅游部门的统计显示，西江苗寨的旅游人次紧跟黄果树景区，位居全省第二。
   其次是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2008年之前我到西江调研，自黔东南州府凯里到西江必须先经过雷山县城，然后再转至西江，近80公里的路程，单程需花费2小时左右的时间。且雷山县城至西江路段以陡峭、狭窄的山路为主，路面起伏高低不平，45座以上的旅游大巴无法进入。2008年为筹办贵州省第三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雷山县政府在上级政府给予的政策和项目支持下，修通了凯里直达西江的朗西旅游公路，不堵车的情况下，自凯里到西江大约40分钟左右，时间进一步缩短。凯里至雷山高速公路也修通了，途径西江苗寨，这意味着从贵阳到西江苗寨调研或旅游，全程高速。
   经济收入明显提高。在这里，我想以我较为熟悉的西江中学两位老师家的情况来谈这个问题。一名老教师，他家把一栋三层楼房出租给外来经营者，每年可获取80余万元的收入，让我们羡慕不已；另一名高级教师，长期以来与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多次告诉我：“以前老婆在外打工补贴家用，春节前才能返回，每次回来都要和我吵架，有时两口子还打起来。2008年以后，她从广东打工回来在街上摆了一个小摊，卖炸洋芋和炒粉，每月收入比我还高。”2008年我到西江调研时，当地村民大多乘坐汽车站的中巴车进出，如今到西江苗寨调研时，小北门停车场的车满满的，停的都是村民的私家车。由此可见，村民收入发生的巨大变化。
   学术界的影响力。作为专门吃“雷山饭”的学者，我当然也很关注西江苗寨景区的学术影响力。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博士路易莎曾到西江做了长达3年的田野调查。中央民族大学多次组织师生到西江苗寨调研。近几年来，西江苗寨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包括国际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就曾到过西江苗寨实地调研，并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西江苗寨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2011年，在对国内著名人类学家徐杰舜教授进行访谈时，他就专门提到西江苗寨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承成功实践，指出旅游能增强族群认同，并形成文化自觉。今年的5月26日，格雷本到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演讲，再次将西江苗寨作为文化旅游开发的成功案例进行介绍。从学科来讲，对西江苗寨的关注已经从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向旅游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综合发展。尤其是对以村落为载体展开的旅游研究，西江苗寨是抹不开的田野点。

 景区的社会治理，需要各方的集体智慧

记 者：旅游使西江苗寨传统的农业生计方式转变为市场化的生计方式，你觉得在景区社会治理方面会碰到哪些问题？
   陈志永：西江苗寨漫长的历史演化进程中，作为一个以农耕和农业生计为主的乡村社会，苗族家族与乡邻互助的地缘关系维系了村寨社会长期稳定、缓慢延续的基础。西江苗寨与周边村寨之间分散居住、族群政治的特征以及相应的风尚习俗、人际关系，一方面积淀成为西江苗寨历史文化的渊源，同时塑造了村寨社会的典型特点：封闭性、局部性、本土性和团结合作的特征。
   2008年以后，随着村寨景区化进程的加快，旅游者大规模流动不仅包括传统地理学研究中旅游者的空间流动，更重要的是与之相随的各种资源、关系、权力、信息等所构成的源系统及其引发的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的生产、生活、娱乐、婚姻、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重大改变。旅游发展语境下，从传统的农业生计方式转变到市场化的生计方式，实际上这里不仅仅是生计方式的转变，带来的社会转型引发的一系列的新问题亟需得到回应：景区化进程中，封闭的结构状态将被打破，外来行动主体的进入，价值取向与目标诉求各异，熟人社会将逐渐向非熟人社会转变，新的社会环境下的组织和整合方式是怎样的？面对景区化进程中出现的外来经营者的逆向流动问题、外嫁女的回流问题、土地升值引发的土地供给不足等新问题，如何解决？景区化进程中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人际关系、群体的组织和再造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无论上述疑问的答案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景区化进程带来外来人口的增多，将对村寨社会治理产生新的、从未有过的影响。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需要包括管理者在内多个主体的集体智慧。

公共事务有效治理实质上是政府和社会碰撞、交流、回应、互动的结果

记 者：如果说有效的景区社会治理已构成社会各界热议的“西江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你觉得这种社会治理有什么样特征、有哪些成效？
   陈志永：之前有很多到西江景区调研的专家、学者一直将西江苗寨作为地方政府主导旅游发展的典型代表。但这几年随着持续跟踪研究发现，我们发现，西江苗寨景区化进程中并非以地方政府作为旅游开发的核心力量。实际上，从最初旅游开发前的社会动员、到后来的旅游规划、土地征收、门票治理、房屋控建、文化旅游品牌的打造等，都是地方政府和当地各种社会力量合力实现的。另外，我们用动态视角观察西江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当我们采用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倡导的“过程—事件”分析法，将景区发展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历史还原后发现，村寨景区化进程中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和当地社会碰撞、交流、回应、互动的结果，也正是通过这样的碰撞和互动，地方政府和村寨居民学会在矛盾与博弈中妥协，更为冷静、理性地对待景区发展中的不同价值取向和行动逻辑。在这样的博弈中达成的共识才能得到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双重认可，才有可能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

“西江苗寨景区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很多”

   记 者：你觉得西江苗寨景区的社会治理有哪些基本的成功经验和亮点？

陈志永：在我看来，西江苗寨景区的社会治理成功经验和做法是很多的，我在此谈谈几个亮点。
   熟人社会治理的运用。观察发现，自2008年以来，在西江任职西江籍管理人员逐渐增多。例如，为方便门票及规范停车场管理，负责人几乎由西江籍管理层构成。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考虑到熟人治理的积极作用，而熟人治理在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有重要的沟通和协调作用，对于化解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传统村寨组织的再造。社会组织是社会良性运行的依托和抓手。实际上，早在2008年之前，地方政府就曾帮助过也东村的部分村民成立了也东表演队这样的文化组织。也东表演队在带动当地村民脱贫致富，推动文化保护与传承，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曾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以后，当地政府先后组织成立了农家乐协会、老年协会、老年歌舞表演队、老年古歌队等群众组织。通过成立这样的社会组织，一方面增加了当地村民的就业机会，尤其是由老年人组成的歌舞表演队和古歌队，除了每月获得一定的固定收入外，还能发挥余热，施展自身所长，担当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村寨内部可有效协调村民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和互助关系，增强和地方政府互动的能力。
   为增强地方政府、旅游公司与村寨之间的社会关联，减少矛盾与纠纷，构建“新熟人社区”，降低地方政府政策实施的运行成本。地方政府在社会就业、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方面做出了显著的、富有成效工作。社会就业方面，大量吸纳村寨居民参与到景区的各种就业，并占据了很大的比重：社会福利方面：景区管理机构积极参与村寨的传统文化活动，如扫寨、斗牛、鼓藏节等当地村民喜好的节庆活动，并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与村民的集体行动中逐渐培育出具有法律和契约精神的“新熟人社区”，构筑互信、互惠和守望相助的社区公共文化。针对村寨中的弱势群体，如老人，旅游公司应积极践行社会责任，除了给予老人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外，尽可能创造让老人们和参与公共活动的机会和平台，通过部分地履行家庭赡养功能改善与村民关系，增强凝聚力。
   对村寨精英的支持。西江苗寨景区化进程中，为发挥村寨精英的示范引领和中介作用，地方政府帮助村寨传统文化的精英改造房屋，将其居所打造成文化的载体和名片，将游客引向游客较少达到的羊排上寨，利用游客流向和文化交流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增加当地村民就业的机会。经过几年的发展，传统文化精英居所附近的农家乐逐渐增多，房屋价值逐年上升，收入逐年提高。
   景区管理者对村寨诉求的积极回应。西江苗寨在景区化进程中，对于村民的合理诉求，景区管理者并没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并未予以简单的否定，而是尽可能从长远、系统的角度考虑，在不影响游客体验效果，不破坏景观质量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积极地回应。如：对于村民提出的门票收入15%作为文化奖励基金过低的诉求，景区管理者将比例提高至18%；对于东引、羊排上寨村民的修路诉求，景区管理者积极回应，在不破坏村寨景观的同时，从村民现实困境出发，将路修到了山头。

国家力量主导，各利益主体共建共享的发展经验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记 者：在你看来，西江苗寨景区的社会治理基本经验对贵州乃至全国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有什么样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陈志永：西江苗寨村民长期以来以传统农业为生计来源，远离中心城市，交通不便；虽发展速度缓慢，却保存着较为富集的文化资源。然而，西江苗寨景区化进程中，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不便的交通与尚未显现的市场潜力难于对外来资本产生引力。即使有个别投资者愿意前往，往往属非战略型投资者，不但使地方引进外部资本发展旅游的努力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将为此支付高额的社会成本，加剧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和财富向发达地区回流和集中。西江苗寨旅游发展经验显示，民族贫困地区旅游业启动与开发早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多个利益主体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旅游发展经验基本解决了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问题。
   任何模式都有着鲜明的地方性、区域性特点，西江苗寨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是一个因地制宜、不断调整、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动态过程。当然，西江苗寨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去完善和优化，但其多年发展起来的好经验与好做法，对于民族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富集区而言，仍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贵州民族报》2017年6月12日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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