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侗族作家潘年英到我校讲学，阐述贵州高原“寨子文明”
2013年4月2日下午，著名侗族作家潘年英应邀到我校作了题为《透视贵州高原的“寨子文明”——土著观点与他者视角》的学术报告，来自文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及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简称“高研院”）等相关单位和学科的师生300余人到会聆听了报告。
潘年英系贵州籍著名作家、文学人类学专家，曾长期在贵州学习和工作，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湖南科技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其在文学和人类学方面造诣深厚，成果丰硕，主要代表作有散文集《我的雪天》、《边地行迹》，长篇小说《故乡信札》、《木楼人家》，中短篇小说集《伤心篱笆》、《寂寞银河》，田野随笔集《文化与图像》、《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雷公山下的苗家》，人类学专著《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扶贫手记》、《保卫传统》、《音乐天堂》，以及论文集《民族•民俗•民间》、《在田野中自觉》，等等。因在相关领域的突出贡献，潘年英教授先后于1994年荣获庄重文学奖，1997年获贵州省民间文学奖、广西民间文学奖，2000年获首届侗族文学“风雨桥奖”。2001年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2003年被泉州市委、市政府作为泉州市第三批优秀拔尖人才予以表彰。
报告伊始，潘年英就直接点明“寨子”是贵州文化结构的基本单元，并指出研究贵州寨子文明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他指出，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贵州族群的聚落形式是“寨子”和“坝子”，寨子是其居住空间，而坝子则是其生产空间。通过研究“寨子”的历史建构过程，我们可以挖掘到贵州文化的原生态要素与特质；通过对寨子文明体系的梳理，重估其潜在价值和现代意义，可为当下国家在文化方面的政策决策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通过对贵州寨子文明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重估 “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使我们能从更加深厚的文化背景中来解读贵州山地文明的特殊价值，进而也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随后，潘年英向与会师生展示了他精选出的近三十年来在贵州开展田野工作所采集到的涵盖60多个少数民族村寨的精彩图片，详细介绍了贵州“寨子”中的建筑艺术、服饰文化、歌舞技艺、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特点、生产生活等地方性知识。潘教授精彩的展示和生动的讲解不时赢得现场师生热烈的掌声。
在当今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面对包括贵州“寨子文化”在内的地方性知识，社会各界有不同的观点，潘年英对其一一作了介绍。来自当地的土著观点认为，在人类经济和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生活在“寨子”中人也强烈需要现代化，要与“城里人”一样享受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而学者尤其是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坚持要保留地方性知识，因为地方性知识是各族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具有不可复制性，一旦遭到破坏或改造便很难再恢复原貌；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则认为在保留地方性知识精髓的同时要适当地进行商业化开发，以解决当地的发展问题。
潘年英强调，我们在对待地方性知识时，一方面要考虑当地人的诉求，不要因为我们想保留原生态文化的愿望，而遮蔽了当地人想提高生活质量的诉求；另一方面要考虑文化自觉，无论是土著还是学者、政府，都要在比较中了解了别的文化的价值，清楚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进而才能选择合理的发展道路。
高研院常务副院长龙宇晓教授对潘年英的报告作了简要评议。他说，潘年英教授的报告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学术意义，从理论上系统阐释了贵州寨子文明的主要包含元素及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现实意义和面临的问题，触及到了贵州文化的核心特质。相较于以“城堡”为标志的欧洲文明和以“蒙古包”为代表的蒙古草原文明，“寨子”构成了贵州文化的基本元素，而寨子里面则蕴含着当地民众在生产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地方性知识构成的知识系统。龙宇晓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总习惯于用现代性的价值标准去评判其他族群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政府也往往偏重于用一定的经济指标来对其进行衡量打分，都忽视了当地人的土著观点，潘教授的报告为我们破了题，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进行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与会学生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开发、保护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等问题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就自己在相关问题的学习和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向潘教授请教。潘年英高度赞扬了我校学生良好的专业素养，并针对同学们的问题与大家进行了愉快的交流。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学术报告结束后，同学们仍然沉浸在潘教授精彩的演讲中，都感觉意犹未尽，潘年英教授表示今后会经常到校来与同学们交流并合作开展相关的研究。
报告会后，龙宇晓宣布聘请潘年英教授为高研院特聘研究员，并为他颁发了聘任证书。潘年英向高研院赠送了他近期出版的图像人类学力作《远在天边的寨子》。
潘年英教授作报告
高研院常务副院长龙宇晓主持报告会
现场师生认真听讲
龙宇晓为潘年英教授颁发聘书
潘年英向高研院赠送新作《远在天边的寨子》
